第二，财税体制改革的（加）快，也可能会减少（地方债）。

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决议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

一旦失去竞争压力，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企业管理层就难免耽于安乐。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后，提出要允许民办银行，多少显示出中国上层打破行政垄断的决心。央企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50%以上。对不退出的，必须进行惩罚，确保政策的威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

因此，股东的虚化，导致国企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s' control）。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笔者担忧，央企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房子是用来住人的，不应是用来炒作或囤积的(人多的中国土地资源本来就紧张)，必须盘活现有住房的存量，通过财产税或房产税让更多的房子释放出来(或租或售)。

冷静认识当前形势在了解了中国当前所处时代的阶段特征后，再来看冷静分析和观察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但这期间，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社会矛盾凸显。解决好环境问题，不仅有助于响应社会公众对环境健康方面的诉求，也有助于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现在又提出来建设美丽中国。

力代表社会的主导因素的是力量、武力，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如果用力-利-理-礼来代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那么目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社会矛盾凸显，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当前还需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吗？如何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如何防止房地产市场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解决我国执法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您认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全社会的共识吗？您同意把解决环境问题作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吗？围绕这些问题，笔者有一些分析和思考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只有基本的住房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后，才会盘活在房地产领域沉淀的大量资本，引导大量资本到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实业投资，只有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才能赚取大幅利润，这样才会出现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改革的政策建议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稳转型，实现国强民富的中国梦，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利和理的制约因素。举例来说，就是要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目前的房地产问题。但是环境问题是仅有的可以达成全社会共识的主题之一。

其实，这两方面综合来看，就是把利和理的问题解决好。但如果仔细研究这些划分的背后，其实可以简单用力-利-理-礼四个字代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房产税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建立地方财政来源的长久通道，逐步退出土地财政。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很强的挤出效应，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出路在于制造业升级或者产业转移，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当前社会出现分层，利益诉求多样化，进一步改革的共识短时间内难以达成。

目前中国处于第一步，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长期动荡、徘徊和停滞。这样的发展才会是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利代表的是利益，典型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样的结果就是，房价稳定就带动了市场的稳定，市场的稳定就决定经济的稳定。从经济上说，摆脱发展的停滞徘徊主要依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这才是未来新型世界领袖国家的应有之意。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要解决好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目前消耗中国资源，破坏中国环境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所谓制造业大国的局面。

这些意见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数据挖掘、抽样调查或抽查，尤其要特别注意收集和听取弱势群体的意见和看法。只有经济能够平稳有序发展，各种要素才会形成各自的稳定理性预期。

理就是道理、制度，应是知识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虽说短期有效，但后遗症明显。

即便如此，也不会出现大量富人争住保障房的现象。如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

从社会角度来说，就是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让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公平合理合法的表达与解决的清晰规则和渠道保障。当然如果个人有更高要求，经济条件也允许，也可以自愿搬离保障房，自行购买商品房。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走低，增长动力不断降低。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有关做法。

展望未来，礼就是文明、大同，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入到多元一体的时代。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让多购房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逐步退出行政色彩浓厚的限购等举措。

第三步，经济增长停滞以后就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建议对政策性保障住房(包括公租房)要进一步加大覆盖面。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不同收入、不同阶层的人群杂居在一起有利于社会的交流、融合、繁荣与稳定。在听取意见时，必须确保听到的是真意见、不同意见，避免被无序散乱的网络舆论所误导

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如今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包括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及连带的银行坏帐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都与之不无关联。（编辑推荐：贺铿：四万亿的投资有很多后遗症）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万亿的教训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如何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

值得肯定的是，本届政府也避免再次出现上述困境方面也作出积极努力。而这说明，四万亿的教训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经济结构自身及决策的问题，更值得反思。

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试问为何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